《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10期“聚焦”栏目特约专稿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共同策划编辑的一套具有经典价值的长篇小说丛书。参与评选的，都是当代文学的专家。他们通过认真严肃的选择，提供了这套丛书的篇目。因此，这一举措，是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与这个历史时期相对应的，是文学的全新变化。这个时期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学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组成部分。但是，文学毕竟是一个特殊的文化领域，无论它有怎样的文化功能，它必须运用文学的方式进行表达。因此，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对历史、现实、思想、情感等的表达，在继承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传统的同时，创造了全新的话语和形式。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审美接受习惯。20世纪50—70年代，把小说当作“历史”来理解的传统，不仅在民间仍然普遍存在（人们坚信《三国演义》就是“三国”的历史，比《三国志》还要“真实”地书写了“三国的历史”），而且，“史传”传统在小说创作中也获得再度复兴。当然，这一局面的形成，背后隐含了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多年探索、实验、积累的极其复杂的过程，同时也是“延安经验”由局部放大到整体的成功实践。这一时期最为发达和成功的，就是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创作。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因此，强调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的民族性，是毛泽东指出的方向。此后有关“民族性”“民族化”“民族形式”的讨论，事实上都是对毛泽东关于民族文化论述的具体解释和落实。所谓“民族的文化”，必须是大众的文化。自这个时代起，有关文学艺术的思想路线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坚持民族性和大众化这一点上，始终没有变化。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文学，严格地说除了少数试图建构“史诗”的作品外，大都是具有通俗小说元素的作品。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如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梁斌的《红旗谱》、冯德英的《苦菜花》、曲波的《林海雪原》以及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志的《敌后武工队》、郭澄清的《大刀记》等，这些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同一性，就是传奇形式中的民族性的建构。这些作品延续了传奇小说的叙事形式和内部构造，它们在装进了“新的内容”，起到了教育人民、建构民族新文化之作用的同时，也替代了过去言情、武侠、侦探等通俗小说的娱性功能。大众化的通俗小说之所以被普遍接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的叙事模式。事实上，所有通俗的、大众的文化都一定是模式化的。一个被大众熟悉的模式才有可能被大众所接受，他们阅读、观赏、倾听的过程，就是心理期待不断兑现和落实的过程，也就是获得快感和满足的过程。写通俗文学的人说：武侠小说要先写出一个本领很大的人物，但又必须有另一个本领更大的人来制服他，于是又造出一个更神怪的人物来。这样叠宝塔式地堆上去，本领大到顶点怎么办呢？只好搬出神仙鬼怪来压服所有的人物。而对于接受者来说，“中国老百姓一向是要求有头有尾、布局周到的。譬如在农村演戏，演到捉住汉奸特务，舞台上的群众一声喊打喊杀，立刻就闭幕了。而老百姓看到这里却不肯走，他们认为还没有完，‘汉奸特务到底杀掉没有呢？’”这一接受心理使新的通俗文艺在注入新的内容的同时，仍然在旧的模式内展开。民间接受心理的坚不可摧，使经受了“五四”新文化洗礼的作家的观念、情感以及受到的写作影响和训练，必须大大地妥协以适应他们的接受对象。作为“五四”时期被彻底否定的旧文化一部分的通俗小说写作模式，又逐渐得到了光大。文学的现代形式，是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得到确立的。“五四”彻底反传统的路线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不可能被贯彻到底，它的影响事实上从来也没有超出知识分子阶层。像知侠、曲波、刘流等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家，大都是革命战争的亲历者，他们接受的是革命文化的哺育，这一经历本身不仅使他们具有了一种“身份”的优越，同时他们接受的文化中，“旧形式”始终是相伴随的。《林海雪原》出版之后，何其芳说：“在当时读完后我就想，作者一定很得力于我国的古典小说，因为从其中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学习古典小说的写法的痕迹。学习而还有过于明显的痕迹，或许也可以说是缺点，然而我国的古典小说的这种突出的艺术特点，情节和人物给读者的印象非常深，读后就不能忘记，却是十分值得学习和发扬的宝贵传统。”他进一步援引作者曲波的看法：“在写作的时候，我曾力求在结构上、语言上、故事的组织上、人物的表现手法上、情与景的结构的结合上都能接近于民族风格。我这样做，从目的性来讲，是为了要使更多的工农兵群众看分队的事迹。我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恐惧与无畏》《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我非常喜爱这些文学名著，深受其高尚的共产主义品质道德及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它们使我陶醉在伟大的英雄气魄里，但叫我讲给别人听，我只能讲个大概，讲个精神，或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可是叫我讲《三国》《水浒》《说岳全传》，我可以像说平词一样的讲出来，甚至最好的章节我可以背诵！在民间一些不识字的群众也能口传，看起来工农兵还是习惯于这种民族风格。”这些建立在语言、故事、人物、情与景描述基础上的“民族风格”，使大众感到了熟悉的亲切，一个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在阅读中建立起来，这就是“形式的意识形态”。人民在原有的形式框架中找到了和民族传统的历史联系。当然，民族性的建构，最后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民众重新提供一个熟悉的、可供消遣娱乐的“形式”，它最终要达到的是民族文化的独立意识。像《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作品，在阅读中既能体验神出鬼没、智勇双全、血腥暴力的快意恩仇，同时在这种津津乐道的刺激中，又能受到民族自尊自强、为维护族群不惜流血牺牲的无畏精神的教育。在《铁道游击队》等作品出版的时代，维护民族独立的战争已经胜利完成，但动员民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则刚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现代化的要求，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国家行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就含有捍卫民族独立和尊严的诉求。在这样的时代通过文学作品强调民族性，是进行新一轮民众动员的现实需要。因此民族性也就成为那个时代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内容之一。用德里克的话来说，就是：“从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社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其全部历史中都表现为中国民族纲领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为了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而进行的社会主义斗争，不可避免同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发展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因为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形式出现在中国，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因而无法和摆脱帝国主义霸权而获得解放的斗争分离开来。”红色革命，是20世纪席卷全球的伟大事件，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伟大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艺术。这场革命终结之后，它为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却没有成为过去。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对50—70年代文学的研究业已成为显学，对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或称“红色写作”的重新认识和再解读正在开展。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在那个时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三红一创，保山青林”八部长篇小说经典，有五部是革命历史题材。任何一种文学现象，或者说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总是处在不断的重新评价和建构的过程中。人们试图在那里总结历史教训的同时，也总是希望在那里发现有价值的文学和思想遗产。“红色写作”再度被关注，就与这样潜在的诉求有关。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虽然能够概括出一个“整体风格”，但就具体的作品而言，它的不同诉求通过细致的辨认还是可以识别的。文化领导权是文化、道德和价值观的领导，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看来，为更多的人而无私工作、没有个人的杂念、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理想牺牲，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毛泽东在延安时代写下的“老三篇”，事实上是三篇谈道德修养的经典作品。它要求革命队伍里所有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像张思德、白求恩、愚公那样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并且在需要的时候敢于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肉体。毛泽东对革命道德理想的倡导，虽然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印记，但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做出阐发的时候，他同马克思、列宁的道德标准是完全一致的。这个标准在新中国长篇小说的叙事中，又被赋予了极为诗性的色彩，流血牺牲、视死如归、公而忘私等道德品质，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的日常生活中，都是文学作品努力表现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小说塑造的英雄人物，同时也是理想中的道德典范。孙犁《风云初记》中的芒种和春儿，杜鹏程《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王老虎以及彭德怀，吴强《红日》中的沈振新、梁波、石东根、刘胜，欧阳山《三家巷》中的革命者，冯德英《苦菜花》中的母亲、娟子、冯德强、冯德刚，杨沫《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卢嘉川、林红、江华，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中的江姐、许云峰，郭澄清《大刀记》中的梁永生、锁柱、梁志勇，黎汝清《万山红遍》中的吴可征、史少平、罗雄等，就是这样的人物。在读者中产生影响最大的，是罗广斌、杨益言合著的长篇小说《红岩》。《红岩》这部作品，写作十年，其成书过程充分体现了当代文学生产的特点。虽然小说署名是罗广斌、杨益言，但为它做出贡献的不仅有各级组织，更有文学编辑、作家的集思广益和策划。因此，这部小说与其说是作者的创作，不如说是当代文学生产方式的产物。小说至2019年先后印刷170多次、发行1000多万册，其影响和受读者喜爱的程度由此可见。应该说这是一部溢光流彩、诗意盎然的作品。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成熟的共产党人，因此作品着意表现的不是人物如何成长为英雄，他们早已完成了这一过程，作品着重展示的是英雄们如何战胜或超越了世俗社会和平凡人生无法战胜和超越的挑战，这里不只是人生观的问题，而且还有如何面对为了理想而不惜肉体被消灭的问题。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而江姐给人带来的更多的是浪漫和想象：革命不仅仅是残酷的暴力斗争，不仅仅是流血和死亡，它还可以是如诗如画的抒情，它的残酷因抒情而美丽，它不可忍受的磨难因理想的照耀而得到了超越。柳青的《创业史》被普遍认为是代表50—70年代文学创作最高成就的作品之一。小说第一部以陕西渭南地区下堡乡的“蛤蟆滩”为典型环境，围绕梁生宝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展现了合作化运动中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矛盾和斗争。互助组在党的领导下，依靠、教育和团结农民取得了胜利。第二部主要叙述了试办农业合作社的过程。小说通过对梁生宝、梁三老汉以及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等人物的塑造，回答了农村为什么要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作品发表后好评如潮，出版后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就有50多篇文章发表，并围绕着相关问题展开了长达四年之久的讨论。讨论一方面关乎的是“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和历史道路”，一方面也显然带有文学思潮的重要背景。《创业史》受到肯定和好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中国农民形象。这个崭新的形象，既不同于鲁迅、茅盾等笔下的麻木、愚昧、贫困、愁苦的旧农民形象，也不同于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小芹、李有才等民间新人。梁生宝是一个没有“前史”的人物形象，他是一个天然的中国农村“新人”，没有人对他进行教育和告知，他对新中国、新社会、新制度的认同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于是，他就成了“蛤蟆滩”合作化运动天然的实践者和领导者。在塑造梁生宝这一形象时，柳青几乎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来展示这个新人的品质、才能和魅力。作家为他设定了重重困难：他要度过春荒、要准备种子肥料、要提高种植技术、要教育基本群众、要同自发势力歪风斗争、要团结中农、要规劝没有觉悟的继父……但一切都难不倒梁生宝。他通过高产稻种增产丰收，无言地证实了集体生产的优越性，证实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梁生宝身上并没有集合传统中国农民的性格特征，他不是那种盲目、蛮干、仇恨又无所作为、一筹莫展的农民英雄，他是一个健康、明朗、朝气勃勃、成竹在胸、年轻成熟的崭新农民。在解决一个个矛盾的过程中，《创业史》完成了对中国新型农民的想象性建构和本质化书写。赵树理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成长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从1943年发表《小二黑结婚》开始，赵树理成为实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楷模，是“方向”和“旗帜”，是一位“人民艺术家”。他的作品被视为人民文艺的“经典”。也正是从赵树理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活泼、健朗、正面的中国农民形象，中国最底层的民众才真正成为书写的主体对象。但是，共和国成立之后，对赵树理创作的评价开始发生了分歧和反复。这不仅与赵树理在这一阶段的创作有关，也与文学观念的变化有关。1955年1月起，《三里湾》在《人民文学》杂志连载，5月出版单行本。这是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也被认为是“我国最早和较大规模地反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优秀作品”。小说以三里湾的秋收、扩社、整风和开渠作为故事的主要线索，以“一夜”“一天”“一个月”为时间线索来结构作品，叙述了三里湾四个不同家庭在合作化运动初期的矛盾和变化。支书王金生一心带领全村人走合作化和共同富裕的道路；村长范登高则满足于自己的致富，有严重的私有观念。小说围绕这一矛盾，交织着四个家庭青年一代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农村所有制变革中的思想和观念的斗争，表现了家庭、婚恋、道德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同时也提出了推广农业技术、培养农业人才的问题。在艺术上，小说注意运用传统的民间说书手法并加以改造，通过完整连贯的故事情节展开人物性格，语言机智幽默，表达了作家对民族化、大众化道路的一贯坚持。周立波是一个跨时代的作家。他反映故乡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在50年代的环境中应该说是很有特色的。虽然他也不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但他的创作实践，无意中在“乡土小说”和“农村题材”之间建构起了自己的艺术空间。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周立波接续了乡土小说的流脉，试图在作品中反映并没有断裂、仍在流淌的乡村文化。同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农村巨大的历史变化和新的文化因素已经悄然地融进了中国农民的生活。1956年至1959年，周立波先后写出了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及其续篇。作品叙述的是湖南一个偏远山区清溪乡建立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故事。正篇从1955年初冬青年团县委副书记邓秀梅入乡开始，到清溪乡成立五个生产合作社结束。续篇是写小说中人物思想和行动的继续与发展，但已经转移到成立高级社的生活和斗争。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周立波也难以超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写作模式。这当然不是周立波个人的意愿，在时代的政策观念、文学观念的支配下，无论对农村生活有多么切实的了解，都会以这种方式去理解生活。这是时代为作家设定的难以超越、不容挑战的规约和局限。《山乡巨变》取得的重要艺术成就，不仅表现在塑造了几个生动、鲜活的农民形象，对山乡风俗风情淡远清幽的描绘，也显示了周立波所接受的文学传统、审美趣味和属于个人的独特的文学修养。小说中的人物最见光彩的是盛佑亭，这个被称为“亭面糊”的农民，出身贫苦，因怕被人瞧不起，经常吹嘘自己，同时又有别人不具备的“面糊劲”，他絮絮叨叨、心地善良，爱小便宜，经常贪杯误事，爱出风头，既滑稽幽默又不免荒唐可笑。可以说，周立波的创作，由于个人文学修养的内在制约和他对文学创作规律认识的自觉，在那个时代，他是在努力地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既不是走赵树理及“山药蛋派”作家的纯粹“本土化”，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全认同于“老百姓口味”的道路；也区别于柳青及“陕西派”作家以理想主义的方式，努力塑造和描写新人新事的道路。他在赵树理和柳青之间寻找到“第三条道路”，即在努力反映农村新时代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的重大转变的同时，也注重对地域风俗风情、山光水色的描绘，注重对日常生活画卷的着意状写，注重对现实生活人物真实的刻画。也正因为如此，周立波成为连接起现代“乡土文学”和当代“农村题材”小说的一位作家。《艳阳天》是最能代表浩然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的作品。小说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书写了农业生产合作化时期火热的生活画卷，塑造了农村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热情地歌颂了在新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新人物和新力量。小说的情节曲折复杂，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语言朴素晓畅，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特色。小说不免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色彩。难能可贵的是，《艳阳天》里塑造了众多真实可感、朴实醇厚的农民的形象和真实生动的落后人物的形象。浩然通过这些人物形象，表达了社会主义永远是“艳阳天”的坚强信念。不论是描写、叙事还是抒情，对社会主义的赞美都由衷地流诸笔端，全书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浩然去世后，有人将其称为“最后一个文学僧侣”。他对文学的热爱，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爱以及对乡土人物的熟悉，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文学遗产。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生活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如何表达全新的生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不仅需要作家熟悉、理解全新生活的内容，同时也要熟悉表达这一生活的形式和内在精神。经过不断的学习、探索和具体的文学实践，作家在不同生活领域内，写出了表现新生活的重要作品。除了上面讨论过的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外，城市、青年、边疆少数民族等题材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创造成果。其中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王蒙的《青春之歌》等，最有代表性。如果从主题和反映社会生活性质来看，《上海的早晨》与《创业史》具有一种完全同构的对应关系，虽然题材和书写的领域不同，但都试图通过文学的形式来完整、全面地表现中国城乡社会主义改造的艰难、曲折、复杂，但一定走向胜利的历史过程和必然趋势。因此，在塑造人物形象、处理人物关系、设定故事情节和指认人物阶级属性等方面，具有易于识别的相似性，都严格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形象地阐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威力和无可辩驳的优越性。《上海的早晨》讲述的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必然要将社会主义革命推向进一步发展，但是，资产阶级由于本性所决定，一方面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必然要进行抗拒。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一声势巨大的社会变革，使他们深怀恐惧，“抗美援朝”战争胜负未果，这又使他们心存幻想。资产阶级试图在利用他们发展经济的时机，以不同的方式发动进攻。于是，公开或隐蔽的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在资产阶级那里，采用了各种手段，他们腐蚀干部、拉拢亲信、盗取经济情报、偷工减料、分裂工人队伍、制造对立情绪；无产阶级则处乱不惊，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始终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于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小说出版后，当时的评论说：“由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两步走，又因为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统一战线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以，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通过利用、限制、改造的和平手段，逐步把他们从损人利己的剥削者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我国的文学艺术中，这方面的生活和斗争曾经有过反映，《上海的早晨》就是其中出版较早、也可以说质量较好的一部长篇小说。”这一评论，从一个方面验证了小说与50年代方针、路线和政策的关系。因此，无论小说情节和人物关系如何复杂，场面多么宏大，线索如何错综，矛盾如何大开大阖、跌宕起伏，细节和环境如何逼真，如果在总体构想上还是为了诠释政治意图，那么，当事过境迁之后，小说的问题终会显露出来。这个关乎“谁战胜谁”的问题，在小说尚未完成之前，答案或谜底早已世人皆知。这一判断我们在其他材料中得到了证实：“春雨潇潇的上海市，约50万人在南京路、淮海路和北四川路载歌载舞，庆祝社会主义时代的开始。也许是这座‘东方巴黎’艺术趣味与北京有所不同的缘故，除了解放区传统的秧歌舞外，引人瞩目的还有漂亮的彩车，装扮成园艺师和工程师的少男少女，歌咏队伍中，‘我从未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的旋律格外响亮……在上海人民广场的盛大仪式上，副市长许建国向全市人民祝贺。他兴奋的情绪溢于言表：‘从今天开始，我国资本主义最集中的城市，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这一伟大胜利是我们全上海人民的胜利，也是全国人民的胜利……’”这一天虽然是春雨潇潇，但它依然是“上海的早晨”。这个情景虽然不是《上海的早晨》所描述的，但却是它一定会向我们透露的。因此，这部宏伟的长卷依然是一部有关国家民族的历史寓言。王蒙的《青春万岁》，部分章节发表于1957年的《文汇报》和《北京日报》，1979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正式出版。小说以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向读者展示了50年代初期北京女七中高三女生热情洋溢的青春生活，讲述了以郑波、杨蔷云、李春为代表的女中学生的成长经历，讲述了成长于新旧交替时代的青年人特有的精神风貌：这是一代有理想，有热情，对生活积极乐观，单纯明媚的青年。小说采用了色调鲜明的对比衬托手法，表现了不同社会制度下人物的命运，歌颂了青春的力量，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气质。王蒙后来在《青春万岁》发表60周年时说：“我对我们那一代有个自出心裁的说法：我们赶上点儿啦！在我们的少年到青年时期，赶上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翻天覆地，我们恰好活到了历史的关键点上。接着又赶上了从革命的凯歌行进到和平建设时期的历史过渡。我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了旧中国的土崩瓦解，反动势力的穷凶极恶，革命力量的摧枯拉朽，新中国的百废俱兴、万象更新。而在1953年，19岁的我已经感觉到，胜利的高潮，红旗与秧歌、腰鼓的高潮不可能成为日常与永远。那么我觉得自己有一个使命，把这一段历史时期、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少年—青年的心史记录下来。”《我们播种爱情》是当代中国第一部以西藏人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发表的年代与小说描绘的年代几乎同步。作者在20多万字的篇幅内，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塑造出了众多富有时代精神的人物，生动地反映了和平解放初期西藏地区的历史面貌和西藏人民的精神风貌。西藏地区实行社会改革，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极为特殊的问题。这要求作家具有成熟的写作技巧和深刻的生活洞见。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作者采取了一个最佳的创作视角，即对藏族同胞真挚宽厚、百折不回的爱心。整部小说所着意展示的是新西藏的建设者们对这片虽然贫瘠却前途远大的土地的爱情，对虽然落后却善良勤劳的藏胞的爱情。他们将爱情播种在西藏的荒野，也播种在藏胞的心田。他们在播种对祖国、对人民之爱的过程中，培养了互相之间纯洁美好的情爱。正是这种崭新的崇高的爱情，使整部小说洋溢着一种温馨而炽热的氛围，渗透着一种高尚而纯洁的情调，折射着一种绚丽诱人的理想之光。20世纪50—70年代的长篇小说，用文学的形式表现了时代生活的主流，那里流淌和洋溢着革命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既是生活的真实反映，同时也是作家用想象的方式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一种建构。虽然简单、透明，让读者一目了然，但是，作家对新生活的理解和想象，他们所肯定的价值观和对生活单纯炽热的情感，也分外感人。当我们重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油然升起的慨叹是，这些小说已经成为历史，但却没有成为过去，它们仍在我们的情感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951年生。北京大学文学博士。著有《众神狂欢》《1978：激情岁月》《梦幻与宿命》《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中国当代文学史论》《当代文学：终结与起点》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批评家奖等。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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